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，在沪西新闸路经远里六一三弄十二号，召开重要会议，参会人员准时到场。

　　那是一幢极普通的石库门房子，既是当时任军委秘书的白鑫的家，也是中央一处很重要的秘密机关。

　　这次会议是早就定下的，彭湃、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、张际春五人到场后才知道，事先被指定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，因为临时有重要事务需要处理，来不了了，于是他们就自行安排了会议。

　　这位后来名满天下的红色特工，在会议之前就已经得知特务们将有一次大的行动，但他直到行动前，才探明这次行动的对象与内容。

　　他立刻就把他的保镖兼联络员连德生派出去了，但他不知道连德生是不是已经将情报及时传递给中央特科，特科是否还来得及补救。

　　工人出身的连德生，身形彪悍，枪法奇准，是陈赓专门为杨登瀛配备的，他当然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达了。然而这一迟来的情报，已经没办法挽回彭湃等人的厄运。

　　会议期间，彭湃等人对于白鑫的一举一动毫不关心，他们满脑子都是未来武装斗争的方向，完全想不到此人已经叛变。

　　白鑫是发信号去了。他到另一个房间，开灯三次，关灯三次。于是转瞬间，十二号周围的那些“小贩”、“鞋匠”、“闲人”，就冲了过来。紧接着，几辆红皮铁甲车呼啸而至，数十名荷枪实弹、全副武装的巡捕、包探，也跳下车来。

　　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，在8月24的那场联合抓捕行动中，一反常规。

　　很显然，他们对彭湃这位存在广泛群众基础，深为大众景仰的农动大王，是非常惧怕的。

　　农民们听不懂，他就尽量学习最平易的语言，敌人造谣他是神经病，他就努力让农民们了解他，相信他，不怕他。

　　他是最早提出土地革命的人之一，他创建了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，他是第一届农动讲习所的主任，他的农会，是从个位数，发展到成千上万，乃至十几万人。

　　这是一个真正为别人而活的人，他的声望并不限于广东，他的号召力非常之大，所以敌人最怕的，就是外界得到消息，引发各界声援，甚至骚动、意外。

　　彭湃从被捕到被枪杀，总共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，这当然也是怕引发变故。这期间，他不幸被捕的消息，既然的确很少有人知道，既没有引发任何骚乱，也没有正真获得任何声援，那就说明敌人的消息封锁是成功的。

　　特科对于彭湃等人的营救，当然是非常积极的，周恩来在彭湃被捕的当晚，就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研究营救办法，和惩奸方案。

　　叛徒白鑫，在那晚是同时被捉去的，因为敌人试图掩盖他叛变的事实。但是杨登瀛很快就查出来了。

　　白鑫是湖南常德人，黄埔四期毕业，先后参加过东征、北伐、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。

　　白鑫与彭湃就是这样认识，并最终取得信任，做到彭湃秘书、秘书的。但白鑫的叛变，其实早有迹象。

　　白鑫是个胆小鬼，他打仗时，曾经几次带着银元逃跑。东江战役时，担任第四师师长的，曾经要求彭湃处理白鑫，但彭湃没同意。

　　彭湃大概爱惜其才，他却没想到白鑫对他恨之入骨。因为白鑫有个亲戚在潮汕起义后逃跑，被彭湃下令枪毙了。

　　白鑫在1928年，经常去“达生诊所”看病，他不知道这家诊所也是我党的秘密机关，曾经将此事告诉过医生柯麟。

　　白鑫提到亲戚之死时面目狰狞，柯麟感到心惊，他以一个地下工作者应有的警惕，立刻将此事报告了当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杨殷。然而杨殷不知为何，没将此事汇报。

　　当然，白鑫的叛变，不是这一个原因。当时的革命处于低潮，他这种人难免动摇，再加上十里洋场是个大染缸，他难免会发生变化。

　　白鑫叛变，是通过他弟弟白云深完成的，他弟弟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。

　　大体过程就是:白鑫先让老婆王英，秘密潜往南京，找白云深商量，然后再通过白云深，与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，兼上海市公安局特派员的范争波接上了头。

　　白鑫身居要职，他的叛变危害极大，所以杨登瀛报告之后，周恩来立刻指示陈赓、顾顺章，迅速切断与白鑫的所有联系，并抓紧查清被捕同志的情况，及白鑫的下落。

　　这所有的事都刻不容缓，尤其是营救之事十万火急，于是陈赓等人立刻行动起来。

　　8月25日，彭湃被捕的第二天，是一个星期天，这一天法租界临时法院照例不办公。

　　26日，法租界临时法院经过草草审理，立刻将彭湃等人引渡给上海市公安局了。于是当日下午，彭湃等人就被押上红皮铁甲车，送到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。

　　杨登瀛得知消息，立刻通报了特科，陈赓与顾顺章立刻到位于南京路、西藏路路口的新世界饭店，租下一间房作为指挥所，准备实施营救。

　　27日，上海市公安局准备提审彭湃等人，周恩来指示陈赓，务必使陪审的杨登瀛设法通知彭湃，以便配合。

　　陈赓他们想到彭湃不认识杨登瀛，会造成误会，因此给杨登瀛派去了一个彭湃熟悉，并且信任的同志。

　　27日下午的审讯中，经历过严刑拷打的彭湃神态自若。他那时已经知道身份暴露，不再隐瞒，但他对审讯官说:我的罪你们随便去定好了。像你们这些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叛徒，我不知杀了多少！

　　审讯官已经不敢跟他嚣张，这时候杨登瀛却站出来朝彭湃大喝:“痞子大王休得放肆！”

　　彭湃蓦然转身，一眼看到了杨登瀛身边的那位同志，和他的暗示。彭湃立刻明白，他冷冷地看了杨登瀛一眼，轻蔑地转回了头。

　　杨登瀛带去的那位同志，一般资料都说，她是著名的红色女特工黄慕兰，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指定的。原因是，黄慕兰在中央做过秘书，跟彭湃相当熟悉，彭湃还是黄慕兰与贺昌的证婚人。

　　只不过，黄慕兰虽然没能站在杨登瀛身后，却在狱中跟彭湃见过几次面，并传递出一些重要信息。

　　敌人对彭湃的那次审问，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当天晚上，上海方面就接到蒋介石的通知，说他要亲自来上海，过问彭湃的案子。

　　杨登瀛认为，从监狱中救出彭湃这样级别的人物，根本就没有可能，要救就要半途下手。

　　他们决定将劫车地点定在枫林桥，并首次决定，出动红队（中央特科行动队）全部队员。

　　1929年下半年的红队，已发展到顶点，它是一支拥有四十多名顶尖高手的特种部队。

　　这四十多名队员个个身手不凡，堪称神枪，而且还都具备多种技能。比如驾驶汽车等等。

　　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们此时的武器装备也今非昔比。除了配有各种各样不同型号的手枪之外，还有一种可以使敌人流泪不止的手榴弹。

　　这大概不同于一般的催泪弹，因为它既可催泪，又有很大的杀伤力。用这种武器是需要配戴特制眼镜的，想必它一定来自苏联。

　　此外，特科由于建立起庞大的关系网，必要时，还能从炮兵营借来机枪，或者从外国洋行直接购买。料想这样的一支武装，对付押运的军警不是难事。

　　然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，陈赓和顾顺章万万没想到，他们这个计划竟会砸在一个细节上。这绝对是一个要命的细节。

　　枫林桥是押送彭湃的必经之路，绝对没跑。剩下的，本来就只是考验红队的战斗力了，而这必须是全力以赴的战斗。

　　28日凌晨，顾顺章、陈赓等率领红队队员，早早就在枫林桥等候。他们化装成拍外景的电影公司，还弄来了一辆大卡车，准备横在路面。

　　紧张的气氛中，红队队员终于听到了囚车的声音，于是他们就在指挥员一声令下之后，敏捷地涌向装武器的大箱子。

　　红队使用的这批武器，是三民照相馆的范梦菊送过来的，三民照相馆一向是特科总务科的秘密据点和武器储存地。但是范梦菊送来这批武器之前，竟忘了清除防锈润滑脂。

　　清除防锈润滑脂要用到煤油，清洗之后还要加上枪油，这样的一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，于是红队队员们，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囚车从身边疾驰而过！

　　一场重大的营救就因此失败了，它还将造成彭湃等人的不归，这的确是一个不该有的疏忽。

　　所以营救行动总指挥顾顺章，在发布撤退命令时，就一直咬牙切齿地盯着范梦菊。

　　人心的复杂是永远没办法琢磨的，他不只在那一刻恨死了范梦菊，他实际上直到叛变也没法原谅。

　　周恩来后来回忆道：“（彭湃等）入警备司令部后，已知必死，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。”

　　总理还说，他们在狱中仍然坚持斗争，宣传革命，“当彭、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，士兵中竟有锤胸落泪，痛骂军阀非杀尽不可的。当他们说至激昂处，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，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，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……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，闻得彭湃在此，均争相来看；还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，均以旧时相识为荣。”

　　黄慕兰被抓进龙华看守所之后，与七个女工关在一起，睡了一个大通铺。这期间，她们认识了一个女人，拜她做了干娘。

　　这一个女人是因为丈夫抢劫被判无期，受到牵连，才进来的，结果她进了监狱之后不想走了。

　　她每天在牢房里除了照顾丈夫，还为那些狱卒和犯人做些缝补洗浆的工作，居然得到了看守所所长的恩准。

　　黄慕兰曾经问这一个女人为什么不愿出去，她说她出去找活是需要保人的，但是她这样的人哪里找得到保人？倒不如留在这里靠洗补挣点小钱，一面照顾丈夫。

　　这个女人的丈夫是穷极无路才铤而走险，黄慕兰她们对这对夫妇都很同情。由于她们愿意义务帮助这个女人洗衣服，所以这个活动自由的女人，就成了她们狱中活动的掩护者。

　　彭湃被押进看守所的时候，一个带领十二个士兵的看守班长，一见到彭湃就显出难过和惭愧的神态，这引起了彭湃的注意。

　　彭湃的记忆力很好，他很快就想起这个班长是广东人，曾经参加过海陆丰起义，因此彭湃有一天就找这个班长谈了话。

　　这个班长依旧尊敬爱戴彭湃，他告诉彭湃他有三个可以信任的士兵，于是彭湃就要求他善待犯人，并要他转告被捕同志，不要暴露身份，要学会忍耐，学会技巧斗争。

　　彭湃曾经听到女犯们在洗衣服的时候唱歌，就问那个班长，这里面有没有识字的人，想办法给我找一个来。班长回答，她们都声称不识字，但我觉得那个身材矮小的一定识字。

　　这个身材矮小的就是黄慕兰。她能够瞒过租界法院，却瞒不过这个整天在狱中的班长，所以黄慕兰就被叫来了。

　　彭湃和黄慕兰早就熟悉，绝对没隔阂，于是他们之间，以及与外界的通道，也就通过这一个班长建立起来。

　　只不过彭湃最终坚决拒绝了特科的营救，尤其是劫狱，他说他不希望有无谓的牺牲。

　　1929年8月30日下午，敌人因为对彭湃无计可施，又怕发生意外，终于决定行刑了。

　　那一天，彭湃与杨殷等人互相搀扶着走向刑场，他直到最后一刻，还不忘脱下外套，送给一位犯人。

　　彭湃就义前曾经笑着对杨殷说，土豪劣绅都叫我天蛇，蛇者龙也，如今我要飞天翻云播雨，滋润人间了，你感想如何？

　　彭湃在农民心中的地位太高了，敌人不敢公开行刑，其实就是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空地上开枪的。

　　彭湃他们呼着口号出门，在枪口下依然慷慨高歌，以至于好多士兵双手发抖，连打了数枪才结束行刑。

　　但是彭湃牺牲了，叛徒也别想逍遥。周恩来在噩耗传来之际，悲痛莫名，愤怒莫名，他一面派人抚恤安置烈士家属，一面下达了锄奸令。

　　这三枪来自三人，足见红队队员的枪法，因此这场处决轰动一时，就被各大报纸称为“东方唯一的大暗杀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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